◎彭盛有（台湾浸会神学院专任教授）

去年12月11日，行政院通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主轴在于扩大适用对象至单身女性与女女同婚配偶，并强调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原则。当时国健署明确指出，受术者仍须以自身子宫怀孕，因此争议极大的「代理孕母」并不在行政院版规划之内。然而，风暴并未止息。今年1月8日，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现场剑拔弩张，代孕议题成为攻防焦点，多个委员提案仍坚持在《人工生殖法》新增「代孕生殖」专章。

这一波争论常被化约成两句口号的对撞：一边强调「想当父母的生育选择权」，另一边高喊「勿将子宫工具化」。这两句话都触及痛点，却未触及更深层的伦理结构：此议题真正撼动社会之处，在于试图把「孩子」推向一种可被规划、可保证、可交付的「成果」，并将生命原本内建的「不确定性」，视为必须被制度与技术消除的缺陷。

正是在此背景下，网络上那句刺耳的「干脆合法纳妾」才会浮现。它不必然是玩笑，更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华人社会对血统延续的焦虑。古时纳妾靠的是身分不平等，今日代孕靠的是契约与医疗语言；形式虽异，伦理骨架却相近──当既有婚姻配偶无法生育，就引入第三者女性身体来完成家族目标。昔日的支配赤裸，今日的支配则被「自愿」与「互助」包裹。问题也因此更深：我们究竟把孩子当作生命的礼物，还是意志的延伸？

圣经伦理起点：产业、偶像与爱的次序
基督教伦理讨论此事，起点应放在一个根本提问：孩子在上帝面前是什么？

圣经诗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里的「产业」（nachalah）在旧约神学中，并非指父母可任意处分、打造的私有财物，而是指来自上帝的「托付」与「赏赐」。这意味着，孩子的主权在于神。

创世记宣告人按上帝形像受造（创世记一章27节），这划定了一条伦理界线：每一个孩子的尊严优先于父母的期待，也先于任何契约安排。孩子首先是受造者，是绝对的「他者」（the Other）；他们终将与父母分离、拥有自己的人生使命、上帝的带领。当人工生殖技术不仅是治疗不孕，更进一步结合代孕契约时，我们正面临将孩子「产品化」的风险──在实验室中制造、筛选胚胎，并将孕育过程切割为付费服务。当社会把孩子理解成「父母的延伸」或「人生拼图」，伦理就开始偏移；因为一旦目标被固定，手段便容易被合理化，人的身体与关系也可能被拆解成可动员的资源。

这让我们想起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关于「爱的次序」（Ordo Amoris）的教导。渴望孩子本是良善的，但当人心把次要之物（如生养后代）提升到最高位置，原本的好物就会变质为捆绑人的偶像。偶像的特质是：它总是要人献祭。当「拥有血缘后代」成为绝对命令，被要求献祭的，往往是处于弱势位置的具体肉身──贫穷女性的子宫，以及还没有发声能力的孩子。

创世记的巴别塔故事也提供警醒：人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那是一种对未来的不安，企图用集体工程掩盖脆弱。今日对「必须有自己孩子」的焦虑，常带着同样冲动：以制度与技术筑塔，盼望把未知握在手里。然而，基督教信仰拒绝把科技当成救赎；救赎指向关系的修复，而非把生命关进可预测的盒子。

身体神学：反对灵肉二元论的契约观
「代理孕母」支持者常诉诸以「互助型、非商业」为解方。然而，史丹佛大学哲学家萨茨（Debra Satz）对「有害市场」（noxious markets）的分析提醒：当交易建立在极度脆弱与不平等的条件上，再精致的规范也遮不住支配关系的回归。即便标榜无偿，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情感勒索与隐性补偿仍可能驱动弱势者进入交换体系。

更核心的神学问题在于对「身体」的理解。保罗提醒：「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句话宣告身体具备不可简化的尊严，反对将身体视为可租用的容器。这也是为何基督教伦理反对将怀孕过程仅视为一种可切割的「功能」：因为身体的孕育本身，就已在建立深刻的生命连结。

代孕制度试图将怀孕纳入契约思维，彷彿可先在纸上分割母职：有人提供卵子、有人提供子宫。技术上或许能分工，但在伦理与存在体验上，却很难把「身体—关系—责任」拆开。怀孕绝非外包劳务。孕母承受的不只是生理风险，更是长达十个月的身心投入、依附关系的形成。若规定「生产后必须交付」，等于要求一个人把自身的身体经验当成可被取消的附属品，这是对人格完整性的割裂。

道成肉身的启示：上帝如何进入世界
基督教在此提供一个常被忽略的视角：道成肉身（Incarnation）。

上帝拯救世界，并未绕开母体与时间的漫长。圣子耶稣「取了奴仆的形像」（腓立比书二章7节），在马利亚的子宫里安居九月。祂经历了胚胎发育、分娩疼痛与婴孩的脆弱。这段信仰记忆提醒我们：孕育本身承载一种「接纳」与「款待」的伦理。马利亚不是容器，也并非代理孕母，而是蒙召承担救赎计划中的母亲。然而，当子宫被转译为可租用的功能，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伦理敏感度，也失去对「脆弱之美」的理解；生命原本带着不确定与等待，那份等待本身就教导人谦卑。

契约遮不住的风险：圣经叙事的权力史
现实层面，卫福部国健署在2024年底的说明中坦承，修法预告期间约八成民意反对代孕，并指出涉及三方权利冲突，难以衡平。这道出了契约论的死角：怀孕充满医疗变量（如胎儿异常、是否终止妊娠）。当冲突发生，契约只能指出「谁赔偿」，却无法回答「人的身体与母子关系能否被预先分割」。

这类纠纷在圣经中并非无前例。创世记记录撒莱将婢女夏甲交给亚伯兰求子，也记录拉结与利亚利用婢女争取后代。这些故事常被误读为「圣经许可代孕」，但若仔细研经，会发现这些叙事呈现的是「把弱势女性卷入生育计划的权力史」。结局是嫉妒、纷争与驱逐。

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在旷野中看见被逐出的夏甲，听见她的苦情（创世记十六章11节）。圣经提供鲜明的伦理坐标：当强者的渴望与弱者的身体相遇，上帝站在受苦者这一边。即使现代制度宣称「自愿」，我们必须诚实追问：谁会因经济匮乏而更容易成为「自愿」出租子宫的人？真正的自由需要正义的土壤；没有正义，自由常被权力借用来遮蔽剥削。

盟约与儿童最佳利益
进一步看，「儿童最佳利益」不该只是口号。若孩子从受精起就被规定要与怀胎十月的孕母分离，甚至被视为「交付标的」，这样的出发点是否真的以孩子为中心？实则，孩子不是契约的附件。基督信仰伦理强调正义与慈爱相连：「义」不只是把权利分配得漂亮，更是确保最没有谈判能力的人（孩子）不被牺牲。孩子长大后终将面对身世叙事与自我理解，若社会太快用契约语言封存这些提问，受苦的将是孩子的灵魂。

这也牵涉到婚姻本质。基督信仰将婚姻视为「盟约」（Covenant），而非「契约」（Contract）。盟约意味着在上帝面前彼此委身、共同承担生命的有限；契约则以利益交换与可执行性为核心。当生育被制度化成「可由第三方履约」的安排，婚姻容易被重新想象为达成目标的架构。对不孕者而言，最艰难常在于面对生命的限制；然而基督信仰并不把限制视为羞辱，反而在十字架里看见：上帝在人的不能之处同在，并呼召群体以爱来承担。

在福音里重新定义「家」
谈到这里，必须补上一句牧养上的真话：不孕的痛苦是真实的，不应被轻描淡写。教会若只用道德标语回应，等同二度伤害。圣经记载哈拿长年不孕的哭泣（撒母耳记上一章），上帝没有羞辱她的渴望。渴望本身值得被理解；真正的风险出现在渴望被翻译成「我有权利得到一个属于我的孩子」。

福音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家庭的道路：上帝在基督里「收纳」（Adoption）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5节；罗马书八章15节）。我们本不是神的儿女，却因恩典被接纳。这意味着，在神学视野里，「家」不再被血缘独占。

「收养」在福音视野里具有核心地位：作为被收纳者的我们，学习以同样的爱去收纳他者。耶稣也曾把「家」从血缘焦虑中拉回到门徒群体：「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十二章50节）。成为父母不等于复制自己；为人父母（Parenthood）更像一种神圣召唤：在爱中成全他者，使孩子得以走向自己的未来。

在此议题上，基督徒的公共见证不靠咆哮，而靠清晰原则与实际陪伴：陪伴不孕者、支持收养与寄养家庭，也陪伴可能被推向代孕市场的贫弱女性。在公共伦理层面，政策不该只问「如何满足需求」，也要问「我们正在养成什么样的公民德性」。若是国家藉着立法宣告：只要付得起代价，就可把怀孕转成可外包的服务，社会将被教育成以消费者身分面对生命；反之，若政策优先支持照顾、收养与弱势家庭，便在培养耐心与盼望。

结语：立法倡议需要更深的伦理耐性
面对代理孕母的立法倡议，台湾需要更深的伦理耐心。立法可以是保护，也可能把剥削合法化；制度能减少风险，也可能把风险转嫁给更脆弱的人。若社会尚未充分处理血统焦虑、身体商品化及孩子被工程化的想象，就不宜仓促打开那扇门。

更可行的方向，是把资源投向真正以儿少为中心的支持系统：改善收养制度、提升不孕者的身心支持、减少对无子家庭的污名，让「想成家」不必以他人身体的代价来换取。

生命从来不是可控的工程。基督信仰教导人：计划未必按己意成就；人在承认有限之时，仍能在恩典里成为彼此的家人。若我们愿意把孩子重新看作「受造的他者」，把母体重新看作不可替换的位格，台湾便能在喧闹里守住一个坚固准则：人不应被当成手段，生命也不该被当成成果。

愿我们在追求成家的渴望里，仍把最脆弱者放在中心：代理孕母、胎儿，以及那尚未被我们认识的未来孩子。当社会愿意把照顾者视为邻舍，而非资源，法律的语言才可能靠近福音所指向的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