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近年来，台湾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罢免风潮」——原本作为民主监督机制的罢免制度，要用于罢免不适任的代议士；却也在政党对立之中，难以免于被当成报复的武器，不同阵营的彼此攻击，造成社会撕裂、群体互攻、信任崩解。

在这场政治动员的浪潮中，许多教会与信徒基于理念而采取的公开参与，引起社会关注。然而，当牧者站上集会舞台、当教会成为动员网络的一环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教会在台湾的政治场域中，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教会是否要将信仰的道德资本投入党派竞争，还是回归上帝所呼召的「先知性使命」──在动荡的时代，作真理与和解的见证？

教会须拒绝被政治光谱定义
从圣经的脉络来看，教会被呼召，不是作政权的顾问，而是作上帝真理的见证人。旧约中的先知——阿摩司、弥迦、以赛亚──并非配合政党的方向，而是敢于在王面前说出「公平与怜悯」的信息。施洗约翰在希律面前直言无讳，使徒则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29节）。

犹太思想家亚伯拉罕‧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曾说：「先知的话，是黑夜中的呼喊；当众人沉默，他却呼喊；他是上帝借给受苦者的声音。」（Heschel, The Prophets）

先知之所以说话，不是为了取悦权势或迎合舆论，而是为了唤醒良心、传递上帝的怜悯。同样地，旧约学者华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先知性的任务，是滋养并唤起一种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意识。」（Brueggemann, Prophetic Imagination）

因此，教会若要保持先知性，就必须拒绝被政治光谱所定义。它的力量不在于受欢迎，也不在于亲近权力，而在于愿意为真理作见证──哪怕要付上代价。

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神的信差
然而，信仰热情被党派政治吸纳的诱惑始终存在，若是如此，教会原本属于上帝的「先知性想象」（prophetic imagination）便逐渐麻木。布鲁格曼警告说，当先知的声音「被王权的意识所收编」（co-opted by the royal consciousness），它便失去哀伤、批判与盼望的能力；赫舍尔也提醒，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上帝的信差」，他的痛苦来自于上帝的心肠。

假如教会为了靠近权力而交换这份呼召，就会失去两样东西：其一是见证的可信度──当教会被视为某一方的代言人，就再也无法向另一方传递福音的和解信息；其二是道德的自由──当教会被政党绑住，就难以对自己偏好的那一方发出批判。

结果是悲哀的：教会不再承载上帝为不义而哭泣的心，而只是重复这世代的口号。历史早已见证，无论是上个世纪曾与极权结盟的欧洲教会，还是被民族主义绑架的美国教会，当信仰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先知性便沦为宣传。

在动荡时代作真理与和解见证
然而，先知性的教会并非要逃避政治。「沉默」从来不是表达中立，而是一种共犯。真正的先知性参与，是在任何政权之下都坚定地宣讲：公义、怜悯、真理与人的尊严。

这样的教会不替任何党派拉票，而是塑造信徒的良心，使他们能够以信仰的眼光分辨是非，在公共生活中成为诚实与仁爱的公民。它也以自身的群体生活，活出和解的见证──让世人看见，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却仍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布鲁格曼提醒我们，先知的任务不只是批判现实，更是「想象一个上主真实临在并作为世界主宰的世界」。这样的想象，正是台湾破碎社会最迫切需要的盼望。

近几年的政党对立冲突，留下的不只是政治伤痕，更揭露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裂口。如今，教会面临抉择：要继续反映社会的分裂，还是要成为医治分裂的力量？

赫舍尔曾说：「善的对立面，不是恶，而是冷漠。」教会若陷于冷漠，便失去作为上帝百姓的灵魂。先知性的群体不能袖手旁观，而要以上帝的心看世界──敢于悲伤，敢于说真话，也敢于在仇恨之中实践爱。

台湾今日需要的，不是某党某派的教会，而是有先知性、能怜悯、敢作梦的教会。唯有这样的教会，才能在政治的风暴中，重新成为国家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