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的示威浪潮已经蔓延至全国。有人权组织指控，伊朗军警的镇压行动已造成多人死亡，包括未成年人。美国总统川普三番四次警告伊朗政府：如果大规模杀害平民，美国将会介入。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付伊朗或许是摧枯拉朽，但问题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打赢，而在于能否善后。

美国推动政权更替的典范

美国并非没有成功推动政权更替的先例。1983年，列根总统出兵格林纳达，以干预军事政变、清除古巴势力并营救受困的美国医学生为理由，迅速结束冲突。数年后，格林纳达恢复稳定，逐步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1989年，老布殊亦派兵进入巴拿马，逮捕涉及贩毒与洗黑钱的军事强人诺里加。战事短暂而有限，巴拿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混乱，反而迅速完成政治转型，重回宪政秩序。

笔者曾两次前往巴拿马进行短期宣教工作，亲身接触当地社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民众并未流露反美情绪，更遑论对诺里加时代的怀念。相反，许多人视那段历史为必须翻过的一页。这类案例，构成了美国对外干预叙事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面：以压倒性的军事行动，建立一个具有人民认受性的民主政体。

正因如此，前一阵子川普拘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时，支持者憧憬委内瑞拉会成为另一个格林纳达或另一个巴拿马。然而，这种乐观推论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动的政权更替和社会重建，几乎没有成功过。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失败

回顾小布殊时代，美国迅速推翻塔拉班政权，军事上几乎是教科书式的胜利，却在政治上付出长期代价。美国建立了一个在外援支持下运作的政府体系，然而这个体系的合法性并非来自社会内部，而是倚赖外力维系。当美国撤军，整个结构在短时间内瓦解，塔拉班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重新掌权。这不是军事失败，而是治理失败。

伊拉克的经验更具警示性。推翻萨达姆的确易如反掌，问题在于随后出现的制度真空。属于复兴党的旧有军队与官僚体系被迅速解散，数十万受过军事训练、失去生计与尊严的人被抛入社会边缘。宗派政治趁势而起，外部势力介入角力，例如伊朗的渗透。在长期混乱下，最终孕育出伊斯兰国这个比原政权更残暴、更不受控的极端组织。虽然现在伊斯兰国已不成气候，但伊拉克仍未建立真正稳健而有效的统治。

这些案例说明了一个残酷现实：推翻政权与建立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巧。格林纳达与巴拿马之所以能迅速复原，是因为当地原本就具备国家认同、行政能力与社会共识；再说远一点，二战后美国能够成功改造日本、西德、意大利，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战前已有深厚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人民质素很高。军事行动只是移除障碍，而非重新打造整个政治共同体。

川普也可能会重蹈覆辙

伊朗确实不同于阿富汗与伊拉克。它拥有深厚的民族认同、悠久的文明传统，以及相对成熟的官僚与技术阶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权一旦倒台，民主便会自然降临。伊斯兰革命卫队既是军事力量，也是经济寡头与情报网络；反对派则高度分裂，缺乏一个被广泛承认的过渡核心。此外，伊朗处于中东地缘政治的枢纽，任何权力真空都必然引来外部势力介入。

因此，即使川普真能摧毁伊朗的神权政府，也未必能避免重演小布殊的覆辙。问题在于谁来接手、如何接手，以及美国是否愿意承担长期后果。历史已多次证明，没有内在合法性的制度，以及人民迈向现代化、世俗化的意愿，只靠由外部输入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只有「横的移植，没有纵的继承」，终归令改革犹如昙花一现。外力终有撤出的一天，尤其是缺乏耐性的美国。

川普与小布殊都面对类似的陷阱：他们都低估了政治胜利比军事胜利更加困难，两位总统都承担着美国人民性格的包袱──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不关心、对长期培养缺乏耐心。然而，两者亦有不同之处。小布殊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反对者批评其动机是为了占据石油资源。战后，美国并没有掠夺伊拉克的石油。事实上，小布殊的动机更倾向理想主义，他以为其他国家实现美式民主，便可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温床。

相反，川普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处理乌克兰、格陵兰、加拿大、委内瑞拉的方式，明显是交易式、威吓式、结果导向的。他关心的是矿产、石油及其他战略利益，却对后果缺乏长期承担的意愿。这反而可能更危险，因为「打垮但不善后」，或以美国利益为大前提去「善后」，可能会惹来当地民众更强烈的反弹，并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损害美国的信誉。

在执笔之际，川普政府尚未对伊朗动武。不过，若果真的发生，我衷心希望以上的质疑是错误的。我真诚希望伊朗人民能够摆脱神权统治，享受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

伊朗会是下个委内瑞拉吗？|余创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