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敬彦台北报导】少子化时代儿少心理健康议题深受家长、学校和社会关注，但在台湾却有一群罹患高功能自闭症、过动症（ADHD）和妥瑞氏症等「神经多样性疾病」的儿少，因为父母担心儿女被外界「标签化」，不愿进一步带孩子就医鉴定，学校的特教资源无法适时介入，导致孩子无法完全符合主流学习和互动模式的表现，在学校遭到同侪误解、排斥，影响到人格和身心发展，也产生社交障碍，这样的儿少，推估每年有2, 000人没有被教育和医疗体系接住。
跨领域一同连结共推
台湾青少年神经多样性行动协会、国教行动联盟、亚东纪念医院和立法院跨党派立委，今天（6月20日）联合召开「脑袋不同步，陪伴要同步——接住不一样的青少年」记者会，宣布要共同推动在国外行之有年的「青少年神经多样性生活导师」制度。
本身是神经专科医师的台湾青少年神经多样性行动协会理事长甄瑞兴医师表示，12岁（小学毕业）以前是校园和家长接住「神经多样性疾病」儿少的黄金时间，特别是高功能自闭症（亚斯伯格）和过动症（ADHD）的儿少，他们只是大脑运作的方式和一般人稍有不同，只要能够适时被教育和医疗体系接住，获得正确的陪伴和引导，他们和外界沟通和学习的能力是不受影响的。
生活导师的角色，就是在医疗、教育和家庭中的关键接点，他们不是咨商师也不是老师，但他们扮演的，就是「让孩子在生活中就能学习、在节奏中被理解」的实际陪伴和引导。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瀚阳表示，根据国外的研究统计，「神经多样性疾病」的盛行率是20﹪，但在台湾的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现场，特别是最常见的过动症（ADHD），许多家长即便是接到学校和老师通知，要带孩子去进一步检查，很多家长仍不愿带孩子去就医，因为他们深怕带孩子去就医，就是承认「我的孩子有生病」，以至于错过了6岁（幼儿园毕业）和12岁（小学毕业）两个黄金介入期，
他回忆自己担任小学家长会会长时，曾试图协助一位ADHD学生在班级中留下，却最终因家长压力与资源不足而不得不转学。神经多样性的孩子需要的是能够长期陪伴、实际可行的支持，生活导师在孩子与社会之间建立稳定的互动节奏。
他们训练执行功能、协助生活管理、强化情绪调节，也陪伴家庭建立理解与信任的关系。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台湾引进后，将可协助许多焦虑却孤立无援的家长。
中华民国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常务理事胡延薇表示，现今的小学校园，只要是通过鉴定的高功能自闭症、过动症（ADHD）的学童，都可以获得校方的特教资源和专辅老师和咨商心理师的协助，家长不要害怕孩子会被贴标签，因为若是不积极求助，不仅容易被霸凌，到了青少年阶段，出现自伤和伤人行为的比例，也会大为提高。
父母害怕标签化不处理 孩子上国中后更难为
受邀来台湾参加这场记者会的香港SPOT心理服务总监 Dr. Amanda Visher提醒，接住「神经多样性疾病」儿少的黄金时间，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前，而且愈早成效会愈好，若是家长不愿面对，到了孩子上国中后，一定会影响到孩子的课业学习、社会（交）参与和人际交友。
来自美国Telos临床执行总监 Larry Smith 教授则指出，生活导师的角色不是替代教师或医师，而是建立一个能陪孩子走过转变期的角色。「生活导师提供的是方法与信任，协助孩子发展时间管理、就学与就业技能、情绪自我调节能力等核心能力。」
亚东纪念医院院长邱冠明医师分享，现今公部门在推动「健康台湾」，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更重要，政府和民间都要投入资源，推动个人和家庭当责的角色。曾担任淡江大学学务长的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表示，生活导师制度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她愿意在政策倡议上协助推动。
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表示，目前儿少心理健康就医率仅2.8%，许多家长担心孩子被贴标签，不愿带孩子就医，真正的制度进步，不在于补破网，而在于能否设计出有温度、具弹性的支持机制，让差异被理解、被接住，生活导师制度的提出，正是为了响应家庭、学校与医疗之间的照护断层，填补那些制度尚未覆盖、但却极为关键的陪伴空间。
